1937年10月，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区门前，走来一个破衣褴、怀抱“酸菜坛子”的乞丐。门卫正欲驱赶此人，校长梅贻琦正巧走了出来，乞丐一见，急忙高喊道：“梅校长！”

  梅贻琦仔细查看了一下这名蓬头垢面的“乞丐”，难以置信问道：“你是......忠尧？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梅贻琦急忙将他带回自己的办公室，直到此时，这名“乞丐”才小心翼翼地放下了手中的“酸菜坛子”。

  原来，这名形如乞丐的人正是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赵忠尧。而被他一直紧紧抱在怀里“酸菜坛子”，装着当时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关键——50毫克的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城沦陷在了日军的铁蹄之下。为保护珍贵文化材料不落入敌手，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师生纷纷南下西行。

  然而清华大学物理教授的赵忠尧，突然收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被当做清华园镇院之宝的50毫克镭，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转移，仍留在清华大学实验室里。

  镭这种金属元素极为珍贵，在物理、工业、核物理领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样一份珍宝，一旦落入日军的手中，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是多么沉重的损失！

  因此赵忠尧与梁思成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清华园，在实验室找到了装镭的铅筒，一路惊险躲过了日军的重重盘查，最终将这份事关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成功带了出来。

  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两人于夜幕中分别，赵忠尧独自带着镭上路。赵忠尧找来了一个酸菜坛子，又塞了一些酸菜做伪装，将铅筒藏在了里边。

  为了不被日伪和流寇注意，赵忠尧将自己打扮成了乞丐，混在难民群中向着长沙徒步而行。为躲避盘查，他这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丢掉了所有行李，但却始终将酸菜坛子死死抱在怀里。

  当赵忠尧历时几个月，终于艰难走到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区时，办事处的门卫已经完全将他当做了一名乞丐，拒绝他的进入。

  毕竟谁能将昔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赵忠尧教授，与眼前破衣褴褛，拄着拐杖的乞丐联系在一起呢？直到被梅贻琦校长认出，赵忠尧才得以进入校园，将那个珍贵无比的“酸菜坛子”郑重交给了梅贻琦。

  梅贻琦没有第一时间接过坛子，而是看向了赵忠尧的双手，泪水立即汹涌而出。因为时刻抱着坛子，赵忠尧原本细嫩的双手，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血痕和水泡。

  1902年，赵忠尧出生于吴越之地浙江诸暨，从小便表现出了优秀的学习能力。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较差，赵忠尧报考了录取难度更高，但免除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扩建为东南大学。赵忠尧虽然选择的是化学专业，但涉猎广泛的他并没有局限于专攻化学一门，而是对数学、物理同样重视，这也为他日后进入物理学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4年，由于家境拮据，赵忠尧做出了先就业再争取进修的选择。得益于在校的优异成绩，东南大学聘请赵忠尧担任助教，协助叶企孙教授教学物理。

  此时的叶企孙教授刚刚获得美国哈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抛出的橄榄枝，怀揣着报国之心回到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中国。

  在一年的相处中，叶企孙对赵忠尧的能力和学习精神十分认可，于是便邀请赵忠尧一同前往清华大学，仍担任自己的助教。

  次年，赵忠尧成为了教员，并同其他老师一起制备实验仪器，奠定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室的基础。然而国内外科研水平、设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可以实现“科学救国”，赵忠尧决定出国深造。

  国家前途命运扑朔，他来不及等待清华六年一度的公费名额，于是便自筹经费出国留学。

  1927年夏，赵忠尧远涉重洋，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赵忠尧进入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导师是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密立根教授。

  为了能够学到更多的科学技术，赵忠尧推掉了原本的光学实验题目，找到密立根教授要求换一个更难的。密立根教授吃了一惊，他从教生涯还不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于是便决定让赵忠尧尝试“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这一题目。

  这项理论题目很有难度，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研究，提取大量的实验测量数据。密立根的本意也是要赵忠尧通过实验来证明仁科公式的正确性，却不想意外打开了物理界一项伟大发现的窗口。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测量，赵忠尧发现硬伽马射线通过重元素时要比仁科公式的吸收系数大40%。1930年，赵忠尧关于此结果的论文发表后不久，英国、德国物理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虽然发表时间接近，但毫无疑问的，赵忠尧是该结果的最早发现者，况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也是优于同行的。

  这一发现足以让赵忠尧完成博士学位，但他并不愿就此止步，而是制定了进一步的研究目标：重元素对硬伽马射线的散射现象。

  1930年10月，赵忠尧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探索后，发表了另一篇撼动物理学界的论文：《硬伽马射线的散射》。在当时，只有赵忠尧一人测出辐射能量为0.5兆伏这一决定性数据。

  赵忠尧的实验，打开了正电子探索的大门，许多科学家因此走上了寻找正电子的科学征程。1932年，安德森受赵忠尧的直接启发，观测到了正电子的径迹，这一成果让他在1936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可惜的是，作为世界物理学界首位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却因诺奖评审会失误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历史遗憾没有办法弥补，但赵忠尧卓越的科学功绩是无法磨灭的，已得到了世界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同。

  对于错失诺奖这件事，赵忠尧很少说到这件事，更不曾为此抱怨叫屈过。用他晚年那本《我的回忆》中的话说便是：

  “研究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我对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虚度光阴......”

  赵忠尧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到了德国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一年，随后又在1931年来到了英国，见到了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卢瑟福。

  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赵忠尧当即决定抛下一切荣华富贵，立即回到生养自己的祖国。回国后，赵忠尧回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丝毫没有保留地将自己在海外辛苦学来、研究而出的知识交给国内的英才。

  在当时国内核物理研究一片空白的时候，他与同事顶着艰苦简陋的条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有些工作在国际上都属于十分前沿的研究，多次受到卢瑟福、安德森等人的交口称赞。

  即便是在战火纷飞，身家性命如浮萍般的抗战期间，赵忠尧也从始至终坚持“科学兴国”的信念，始终将祖国科技发展放在第一位，为此甘愿沦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

  1946年，赵忠尧作为我国科学家代表受邀前往太平洋比基尼岛，观看美国的实验。亲眼目睹那一朵庞大的蘑菇云升起，震撼之余，赵忠尧不由地皱紧了眉头：我们的祖国何时才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呢？

  临行之时，一众科学家共筹措了五万美元交给赵忠尧，委托他在美国购置核物理实验的仪器和设备。然而想要采购完整的一台200万电子伏静电加速器，就至少需要40万美元。

  由于经费十分有限，赵忠尧决定用最经济的办法：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只购买难以获取的部件和器材，将购买不到的零件参数记下，然后回国组装。

  自行设计，这在当时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却需要极大的时间成本和极高的科学素养才能达成。为实现这一计划，赵忠尧辗转于美国各大实验室学习加速器所需的科学技术，当面请教发明静电加速器、回旋加速器的科学家相关数据。

  一个近五十岁的人，在不是自己本行的领域内，如同学徒般不断上下求索。面对许多人的嘲笑和质疑，赵忠尧始终泰然，只要是能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他就感到无比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准备返回祖国，将凝聚着几年心血的加速器部件和核物理实验器材全部打包，足足装满了大小30余箱，偷偷运回了祖国。

  而他也在1950年，与众多爱国科学家一样，开始返回换了天地的祖国。然而这一批顶尖的科学家的归国之路并不顺畅，钱学森在还未开船前就被美国强行扣押，而赵忠尧也在途径日本时遭遇美方人员的强行搜查，随后又将赵忠尧等人扣押在日本巢鸭监狱。

  赵忠尧被扣押后，面对美日两国的各种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坚持要回到祖国。我国科联的189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抗议美方扣押赵忠尧、钱学森等人的恶劣行为，周总理随后发表了严正声明，世界科学组织也对美方这一行为“深表遗憾”。

  迫于压力，美国终究是释放了赵忠尧、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们终于如愿回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1月，依托赵忠尧从美国学来的技术和设备，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得以成立。

  1955年，赵忠尧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70万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随后又于1958年建成了能量更高的250万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这两台加速器为我国核物理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带动了我国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及核物理实验等方面的发展。除了不懈推动我们国家的核物理研究进程外，赵忠尧还在另一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育。

  作为“大师中的大师”，不仅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曾受教于他，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彭恒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这八位“两弹一星”功臣都是他的学生。

  像赵忠尧这样在国内国际业内上皆富有极大声望和地位的物理学大师，他本可以在台前享受无数鲜花掌声，但最终却选择了甘为人梯、奖掖后进，默默地为祖国的崛起增砖添瓦。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院士于北京溘然而逝，享年96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与坎坷，作为我国的核物理先驱，他亲手推动了祖国核物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征程。

  满腔科教报国志，胸怀赤诚爱国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赵老写下了这样的殷殷期望：“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和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